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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发布时间:2019-07-07 16:56 来源:何平口述 王继华整理点击 :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初识蒯大富
  1965年,我们全系同学停课被分到北京的延庆农场搞社教运动。1966年5月13日,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全部返校。我是社教工作队副队长,正经手一件经济案件,社教分团要我结案后再离开,为此我延迟到17日才回校。
  回到学校,迎面就见到我的宿舍门口贴着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敦促何平投降书》,要我交待与学校黑党委的关系。我是党员、班干部,因工作关系与系领导、学校领导有些接触。搞社教离校一年多了刚回来,咄咄逼人地要我交待与校领导的关系,能有什么关系和问题呢?不是无中生有,也是捕风捉影,我不理睬大字报的叫嚣,放下行李、被包就去大礼堂前边看大字报,我要了解学校“文革”的形势。
  学校大礼堂前宽敞的草坪现在成了清华文化革命的阵地,四周搭起长长的报栏,铺天盖地地张贴着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反对校党委的、反对工作组的、拥护工作组的,各种观点都有,这里成了清华文化革命各种信息的策源地。6月16日,有一张题目叫《工作队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引人注目,署名蒯大富。我不认识这个人,听说是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我想工作组刚进驻学校,能有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还有这张大字报的火药味浓,因而引起很多人围观。几天后我去看大字报,听到一个人问:“你就叫蒯大富?”
  我一听蒯大富在这里,就很有兴趣地寻声望去,只见一个50来岁、干部模样的人指着对面的学生问。对方是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回答说:“我就是蒯大富!”
  这人就是蒯大富,我初次见识了他。只见他反问对方:“你叫什么名字?”“不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我的自由,现在不回答你。”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他来看大字报,碰巧遇到蒯大富就辩论起来,引来一大堆的围观者。他又责问蒯大富:“工作组到学校才几天时间,你说工作组有什么问题?”“没依靠左派。”“工作组来了不就是找他们了解情况吗?”“没找我,我比他们还左,是左派中的左派。”“是打引号的左派吧!我看你是右派!”
  薄一波说完就走了,他的轿车停在远处的树荫下,是一辆红旗牌轿车。我们想这人肯定不是一般干部,当时只有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乘红旗牌轿车。第二天《人民日报》上登载薄一波接见古巴来宾的消息和图片,我们才知道昨天与蒯大富辩论的人是薄一波副总理。过了两天,薄一波又来看大字报,又遇到蒯大富,他称蒯是“小牛鬼蛇神”。
  参加文化革命报告会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化革命报告会,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都派出学生代表参加,每个班级去一个代表。我们清华学生代表队三四百人由校方专车送到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一楼会场坐满满的,二楼也有很多人,我们清华学生因去得早都坐在前排。会议是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召开的,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主席台上也留有毛泽东的位置,起初他没有到场。下午3点半会议开始,李雪峰首先宣读撤消进驻学校工作组的文件。接着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分别讲话。当时我带本子认真作了记录,准备回去向同学们传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后都举手高呼口号,刘少奇是在邓小平讲话后发言的,讲毕他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话音刚落,毛主席从主席台右侧走了上来,全场数千学生一看到毛主席来了,顿时掌声雷动,全场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响成一片。
  毛泽东面带微笑向学生们频频招手,当走到主席台前董必武面前时停步与他亲切握手,又走几步看到徐特立老人,又热情地与徐老握手。之后他面向学生挥手致意,一直走到主席台的左侧,然后返回走至中间向主席台上就坐的中央领导们挥挥手就离开了。在场同学都为见到伟大领袖而激情澎湃,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期望主席能回来讲几句话。这时,江青走到主席台前,她倡议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说着她就指挥、领唱。可是热情澎拜的学生们一个劲地高呼口号,江青的建议被狂热的口号声淹没了。5分钟、10分钟,再没有出现主席的高大身影。这时,走上来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十多岁女孩,她走到台前仍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渐渐冷静下来的学生们终于意识到毛主席不会再来了,这才跟着女孩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后散会。
  第二天,学校将会上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的讲话录音在学校广播上播放,连放多次。主要内容是为什么撤消工作组;工作组是怎么派来的——当时毛主席没有在北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研究决定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决定撤消。我将录音与我的笔记核对了一下,我的记录基本是准确的,但是我不明白:没有了工作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怎么搞?蒋南翔是国家高教局局长兼校长,过去并不经常来校,只有在新生入学典礼、毕业典礼、春季学生运动会来校。工作组来之后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治校。现在说工作组领导运动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学校的运动谁来领导?难道让蒯大富们来领导吗?我的心里乱糟糟的。
  周总理找我们座谈
  参加文化革命报告会后的一天,要吃中饭时,工作队来找我,说到甲所(党委办公地点)参加座谈会,可能有中央首长参加。我想已是中午,座谈会时间不会长的,就将饭菜票给同学们请同学替我打一下饭,等会后回来吃。到那里得知是周总理邀请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一听着了急,我身穿着圆领汗衫怎能去人民大会堂见总理?还有一个同学穿的是背心,也要回宿舍换衣服,可是工作组的同志不让,我们只好就这样乘车去了人民大会堂。通知参加座谈会的十个人去了九个,人员有贺鹏飞、刘涛、乔宗淮、苏法德、张南茂、朱金根等人。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里,我们等待总理来开会。这时,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没吃午饭,立即安排了午饭。饭后,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已经等一会了,再继续等吧。刚才又来一批学生,总理和他们先谈了。你们如着急可以参观一下人民大会堂。”于是,我们饶有兴趣地在大会堂四处参观了一番。   下午5时左右,总理送走座谈的学生后,立即召集我们开座谈会。地点在黑龙江厅,一张长桌两侧各摆放四张椅子,桌前边放一张椅子,对面放两张椅子。我们进厅还未坐定,就见身着中山装的周总理匆匆进了门,我们立即站起来热烈鼓掌。总理面带微笑依次与我们热情握手,他看到贺鹏飞、刘涛、乔宗淮,打趣地说:“你们也来了。”然后他坐到前边的单张椅子上,我们依次坐在长桌前,我是末座,靠在总理左边。我们有一人未来,因此我的身边还空一个座位。总理还未讲话,陶铸推门进来说:“总理呀!我在那边和科技系统人员开会。”总理回答道:“噢!你跟大家好好讲讲!”待陶铸出门后,总理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上面写着我们同学名单的纸条,从右向左开始询问各人的姓名、系科班级、籍贯、家庭成份等,刚说几句,工作人员进来对总理说:“小平同志想来听听。”总理说:“哦,那你叫他来。”一两分钟后,邓小平到了,我们连忙站起要和他握手。邓小平向大家摆摆手,说道:“坐下来,不拉手了!”说着他就坐到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又掏出雪茄烟,边抽烟边听我们座谈。
  总理第一个问朱金根同学,朱说:“我是工程化学系的,与蒯大富同班,江苏省某县人。”总理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说省,就讲县,我会知道你是哪个省的。”随后,总理一口就说出朱金根家在扬州西北,有多少里。我们惊讶总理的记忆力,全国2000多个县他都能清晰地记得。临到刘少奇之女刘涛时,他亲切地喊她“涛涛”。刘涛回答总理的话后,立即向总理提意见道:“总理,我认为今后籍贯要改革,我连湖南边也未沾过。”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因此他的子女籍贯都填湖南人。总理听了指着贺鹏飞、乔宗淮说:“噢,你们三个人两个是延安出生的,一个是重庆出生的,是出生于革命圣地,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四旧’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啊?要改,到下一代人再说吧!你们这一代就不改革了。我的籍贯是浙江绍兴,祖父迁到淮安来,籍贯还是浙江绍兴。12岁离开淮安,我今年68岁了,你看我现在还有苏北口音嘛,这就是家乡对我的影响啦!”总理又问贺龙之子贺鹏飞,管他叫“小龙”,贺也一一作答。后又问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小淮子,你家是什么成份?”乔答道:“地主。”总理追问道:“你家有多少地?”乔回答道:“不知道。”总理又说:“多少地也不知道呀!回去问问你爸爸,你家是大地主。”总理又问:“盐城有‘两乔’,你知道不知道?”乔宗淮摇头说不知道,总理说:“‘两乔’你怎么不知道呢?一个是你爸爸,一个是胡乔木。”
  我靠近总理的左首,所以最后才问到我,我说:“我是涟水人。”总理立即问:“你是涟水中学毕业的吗?”我回答道:“不是的,我是淮阴中学毕业的。”总理说:“噢,淮阴中学很大嘛。”询问之后,总理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主要是昨天的大会上,毛主席要我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今天就请你们来谈谈工作组的问题,你们对工作组怎么看,你们就怎么说,畅所欲言嘛。”然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拥护工作组的,所以,全说工作组的好话,会场气氛活跃,也谈得很随便,没有一点拘束,不知不觉到了深夜还意犹未尽。这时总理一看手表,叫道:“11点45分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然后,总理安排大家吃晚饭,我们齐声道:“总理和我们一起去吃吧!”总理回答道:“我回家去吃,我和小平同志还有点事情,你们去吃吧!”之后还不忘向工作人员交待:“给清华打电话,来车把他们接回去。”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令我们十分敬佩。饭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交了饭菜票,我们感到奇怪,这里吃饭还要钱?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原来人民大会堂就餐是不要交钱的,因为在这里就餐的不是国家领导人,就是人民的有功之臣。可是有一次总理在这里就餐后,他带头交饭菜票,并且规定:以后不管是谁,在这里吃饭要交钱,按吃的多少交饭菜票。我们听了,更加敬佩总理廉洁奉公的好品质。
  总理建议让蒯大富发言
  1966年8月2日下午5点多钟,学校通知我们5个学生代表到校党委办公室集中。到了那里,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总理请你们来开座谈会,现在正在会议室里与革筹小组(人员有贺鹏飞、刘涛、乔宗淮、张南茂)座谈,你们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深夜11点钟左右,他们谈话结束,我们才进入会议室。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总理和一位工作人员迎上来,总理一边握手,一边向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姓名、籍贯、家庭成份等情况。我们五人的情况无一差错,我们真敬佩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总理介绍之后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位女同学突然走到他身边,蹲下来掏出一本笔记本说:“总理,这首歌怎么样?”说着递给总理看,笔记本上她才抄的一首“拿起笔当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歌曲。总理说道:“你唱一遍给我听听。”她回答:“才抄的,我还不会唱。”总理饶有兴趣地接过笔记本看着词谱,脚在地上点着节奏哼了两句,说:“不错嘛!很好唱。”我们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总理还会唱歌。第二天,这位女同学将这首歌曲抄写成大字报张贴礼堂前边的大字报宣传栏里,还把总理的话写在上边:“不错嘛!很好唱。”这首歌迅速在全国唱红。
  接着,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我又请你们来,主要谈谈蒯大富的问题,怎么看的就怎么说,只准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扣帽子,各抒己见。”当时,我们都说蒯大富不好,列举好多事实,说明他不好,不得人心,总理很耐心地倾听着。座谈结束时已是凌晨5时左右了,总理对我们说:“我马上到你们清华大学开会,要工作组组长叶林做检查,我要亲自参加。会上,我还要让蒯大富同学发言。”听了总理的话,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嚷了起来:“你要叫大会上蒯大富发言,我们也要发言。”总理说:“我看你们就算了。革筹小组开始也和你们一样,也要发言,他们已被我说服了,他们不发言了。”我们坚持说,只要蒯大富发言我们一定要发言。总理拗不过我们,就说:“好吧!你们要发言,用什么题目?哪个发言?明天下午5时之前告诉我。”
  清华操场上的万人大会
  总理走后,我们认真准备了发言材料,蒯大富的什么错误由谁批驳,几个人进行分工,最后由我作综合性的总结发言,我忙得一天一夜没睡觉。1966年8月4日晚饭后在清华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周恩来总理来了,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了很多人。我们是准备发言的学生代表,坐在会场第一排,我看到总理夫人邓颖超也来了,她没有坐在主席台上,我出于尊重将自己的凳子让给了她。   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首先由工作组组长叶林(原国家冶金部副部长)作检讨,他检讨工作组的错误之后,就是蒯大富发言,他讲工作队如何如何不好,引起学生们的反感,会场一片起哄声。这时主持会议的李雪峰站起来说:“同志们让他把话讲完,同志们让他把话讲完。”这样反复几次,费了很长时间蒯大富的话才讲完。之后由我们拥护工作组的人发言,关于对蒯大富的称呼问题,我们研究根据蒯大富的态度,如果态度好就称他为同志,不好就称他蒯大富同学,恶劣就直呼其名。从刚才的发言来看,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态度恶劣,就不加任何称呼而直呼其名了。我们列举事实让群众给他戴帽子,举一个事实后就问会场上学生:“同学们,这是什么行为?”下边的绝大多数学生异口同声地高呼:“反革命!”就这样,举一事问一次,会场气氛热烈,多次高呼:“反革命!”我们拥护工作组的一个同学发言后,再由反工作组的蒯派同学发言,相互进行辩论,他们的发言得不到师生的拥护,时常被学生不满声所打断。主持人李雪峰不断地说:“同学们,让他把话说完。”在蒯派的第三个同学发言后,周总理站起来了,因为不断有纸条递上去,其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这个会议是谁安排的?这是一个阴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周总理生气了,大声地向全场人员念这个纸条后,严肃地说:“这个会是我安排的。我没有阴谋,是阳谋。”说着,他指着身后大声说:“你们看,这里一片小轿车,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的领导都来了,我把他们请来看看工作组到底怎么样?以前同学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吗?工作组来有多长时间啊?你看,学生的对立情绪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话说完后会场一片安静,蒯大富一派的人发言再也没人起哄了。后来得知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会人员基本都来听会了,这个会也成了这次中央全会的一个内容。根据事前分工,我们反对蒯派的四个同学讲后,由我作最后的综合性发言,可是因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我的综合发言被取消了。
  学生发言后是总理讲话,他说:“我是为蒯大富同学来平反的。”我们认为蒯大富反工作组是不对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虽然这一阶段大报小报上,天天有蒯大富的消息,也不能表明他就是正确的,现在总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态,我们从思想上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信任总理,他说的还能有错吗?
  总理讲话之后,董必武讲了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打毛主席语录仗,拿这条语录去打那条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系统地、完整地学,不能断章取义。我跟随主席革命几十年了,脱口而出的话有时就不符合主席的思想。因此,运用主席语录要慎重。”董老讲话后,学生们要求邓小平讲话,他不愿讲但又无法推却,就站起来说了几句。他说自己就说三句话:一是刚才总理说了很好的话;二是按董老讲的要完整地学习毛主席语录;三是“你们要把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邓小平讲话时间很短,这时已是深夜十一二时,主持人宣布散会,这时学生兴犹未尽,热情地涌上主席台与总理握手。当时正下着小雨,总理不厌其烦,与踊跃上前的学生一一握手,至很晚才走。
  第二天是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决裂,从此,全国“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走向混乱。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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